经学大师郑玄

2015-1-4 07:44| 发布者: admin| 查看: 676| 评论: 0|来自: 百度百科

郑玄(127年8月29日-200年),字康成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人,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,他遍注儒家经典,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,使经学进入了一个“小统一时代”。曾入太学攻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及《三统历》、《九章算术》,又从张恭祖学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周礼》和《左传》等,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归里之后,复客耕东莱,聚徒授课,弟子达数千人,家贫好学,终为大儒。党锢之祸起,遭禁锢,杜门注疏,潜心著述。以古文经学为主,兼采今文经说,遍注群经,著有《天文七政论》、《中侯》等书,共百万余言,世称“郑学”,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。唐贞观年间,列郑玄于二十二“先师”之列,配享孔庙。[1] 宋代时被追封为高密伯。后人纪念其人建有郑公祠。
概述内图片来源[2] 
中文名
郑玄
别    名
郑康成、郑司农
国    籍
民    族
汉族
出生地
北海高密(今山东高密)
出生日期
公元127年8月29日
逝世日期
公元200年
职    业
思想家、经学家
信    仰
主要成就
创立郑学,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
整理古籍,博采众家之长
代表作品
《天文七政论》《中侯》
官    职
大司农(未就职)
追    封
高密伯

1人物生平编辑

郑玄出生时,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,他的祖父郑明、父亲郑谨,都没有出仕,只在乡间务农,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。郑玄自幼天资聪颖,又性喜读书,勤奋好学。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,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,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,即便是读书人,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。到了十二三岁,他就能诵读和讲述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这儒家“五经”了。同时,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,并掌握了 “占候”、“风角”、“隐术”等一些以气象、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。
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,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,终日沉湎于书卷中,孜孜以求。他不尚虚荣,天性务实,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。十一二岁的时候,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,当时客人很多,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着华美,打扮得焕然一新,一个个言语清爽,夸夸其谈,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。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,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。其母见状,感到面上无光,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,显露点才华,表现点阔绰和神气。郑玄却不以为然,说这些庸俗的场面 “非我所志,不在所愿也”(引文见《太平广记》卷215引《郑玄别传》)。[4] 
郑玄16岁的时候,不但精通儒家经典,详熟古代典制,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,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,在当地声名远播,被大家称为神童。
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,成名很早。据《郑玄别传》记载,郑玄17岁时,有一天正在家读书,忽见刮起了大风,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,预测到某日、某时、某地将要发生火灾。于是,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,让政府早做准备。到了某日某时,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,但由于早有准备,并没酿成大害。这件事不胫而走,郑玄又被当地视为“异人”。[4] 
不乐为吏 折节向学
郑玄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,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经学造诣,但由于家境贫寒,生活困苦,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,父母兄弟迫于生计问题,也都不允许他再不事产业而长年读书了。在18岁那年,他不得不出仕,充任乡啬夫之职,郑玄在任上勤勤恳恳,十分认真,抚恤孤苦,甚得乡里的好评,不久便晋级而成为乡佐
郑玄不安于乡吏的工作,不愿为吏以谋生,一心向往研究学术。因此,他在做乡吏的同时,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,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,而到学校中向先生请教各种学术问题。他的父亲对此极为反对,并一再督责和训斥他。但父、兄的反对也改变不了他的志向,他仍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,到21岁时,已经博览群书,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,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,兼精算术。
当时的名士杜密任太山太守、北海相,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,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,就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,使他得到学习和深造的机会。从此,郑玄便结束了他的乡吏生涯。到了北海郡不久,郑玄又辞去吏职,入太学授业。他的老师第五元先,是当时京兆平陵(今陕西长安)的大姓,曾任兖州刺史,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经学博士。郑玄从师第五元先,先后学了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统历》、《九章算术》等,俱达到了通晓的程度。其中《京氏易》是西汉京房写的,《公羊春秋》是战国公羊高传述、西汉初成书的,这两部书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。《三统历》是西汉刘歆写的历法,《九章算术》则传说是西周周公著的,这两部书都属历数之学的重要著述。此后10年左右,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。
他师事第五元先后,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韩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等书,其中除《礼记》和《韩诗》外,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。郑玄向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学习了今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重要经籍后,尚不以此为满足,又从陈球受业,学习了《律令》。在此期间,他还以明经学、表节操为目的,游学于幽、并、兖、豫各州,遍访名儒,转益多师,虚心向他们学习,共同探讨学术问题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不辞劳苦,孜孜求道,郑玄的青年时代,就是这样匆忙而充实地过去了。到了而立之年后,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。他的学问在山东(指崤山或华山以东)已经可以说首屈一指、无出其右者了。
壮年去国 游学关西
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,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,学无止境,越学反越觉得知识不够用。当他感到关东(指函谷关以东)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了的时候,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,离开故国,千里迢迢西入关中,拜扶风人马融为师,以求进一步深造。马融是当时最著名的经学大师,学问十分渊博。他遍注儒家经典,使古文经学达到了成熟的境地。他的门徒上千,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,其中优秀者亦达50人以上。[5] 
其为人比较骄贵和讲究,虽然门徒众多,但他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,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相授业。郑玄投学门下后,三年不为马融所看重,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,只能听其高足弟子们的讲授。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,仍旧日夜寻究诵习,毫无怠倦。有一次,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问题,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自解。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,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。郑玄当场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,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,马融对卢植说:“我和你都不如他呀!”自此以后,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,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,对于篇籍的奥旨寻微探幽,无不精研,终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。
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,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,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。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是个了不起的人才,甚至会超过自己,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:“郑生今去,吾道东矣!”意思是说,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,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。[5] 
隐修经业 独创郑学
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,郑玄已经40多岁了,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,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。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,拜他为师,听他讲学。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,便“客耕东莱”,一面种田维持生计,一面教授门徒。
汉灵帝建宁元年(168年),朝廷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,凡“党人”及其门生、故吏、父子、兄弟现居官位者,一概免职禁锢,发生第二次党锢之祸。郑玄曾为杜密故吏,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,所以也被视为党人,于建宁四年(171年)和同郡人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。
郑玄被禁锢后,绝了仕进之路,便杜门不出,隐修经业,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。郑学的主要成就,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。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。秦始皇焚书后,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,用当时通行的文字(隶书,即今文)记录并整理出来,叫做“今文经”。
西汉成、哀之世,刘向、刘歆父子校理秘书,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《春秋左氏传》,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《逸礼》、《古文尚书》,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《毛诗》,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。研习今文经的,叫今文学派,修读古文经的,叫古文学派。[5] 
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,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。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,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,发展到相互指责、论辩,相攻如仇。后来,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,取得了合法的地位,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。到东汉时,今古文经并行,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。郑玄进入经学界,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。
今古文经学派的相互攻击,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,虽然两派都各自有一些长处。经学讲究“师法”和“家法”:严守经师之说毫不走样,叫做师法;同一经师的不同学生又各自为家,故师法之下又讲家法,在遵从师法的前提下才能成一家之言。所以,师法是追溯渊源的,家法是对师说的引伸与发展。如此“疏不破注”,叠床架屋,致使一经就有数家,一家又有若干说,各讲各的一套,谬误百出,使后学者不知所从。繁琐、支离、教条,成了经学的突出弊病。郑玄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《京氏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,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。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,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。[5] 
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师之说,尊一家之言,而是博学多师,兼收并蓄。他在马融门下受业多年,而马融乃是古文经学大师,总的看,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。但是,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、家法那一套,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,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,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个今文经学家的解释。即以古文为主,兼采今文,择善而从。
在受禁锢的14年中,郑玄遍注群经。郑注出现以后,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,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信了。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,而且使古文今文融为一炉,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——郑学。
人们转而崇尚郑学,使之逐渐成为“天下所宗”的儒学。例如,郑玄所注的古文经学费氏《易》流行,而今文经的施、孟、梁邱三家《易》便废止了;郑注《古文尚书》流传,而今文经的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《尚书》便散失了;郑玄笺注了古文经的《毛诗》,而今文经的齐、鲁、韩三家的《诗》也就不显了。郑学的出现,使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变化,它使经学进入了一个“统一时代”(皮锡瑞语,见《经学历史》)。[5] 
本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。
当时有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名叫何休,他用17年的时间写成了《公羊春秋解诂》一书,对《公羊》一书的内容多所发明。从他的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三文中可见,他认为《春秋》三传中只有《公羊》义理深远,像墨子的城防一样无懈可击。而《左氏》与《谷梁》二传则存在严重的缺点,根本不值得研究。
郑玄乃针对他的观点,著《发墨守》、《针膏肓》、《起废疾》以驳斥之。他认为三传各有其优缺点,《公羊》并非十全十美。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,也带着叹服的口气说:“康成入吾室,操吾矛,以伐我乎!” 意思是说郑玄能从他的文章中找出矛盾,用他自相矛盾的说法来驳倒他的立论。由于郑玄对何休的批驳十分有力,使经师和学者们十分惊服。据说当时京师之人称何休为“学海”,而称郑玄为“经神”,郑的声望远超过何。当时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郑玄门下者甚众,他的徒党通于天下。
郑玄从45岁被禁锢,到了58岁(公元184年)才蒙赦令,前后长达14年。在此期间,他打破了经学的家法,注释与著书“几百余万言”,创立了郑学,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突出贡献。[5] 
守节不仕 隐居授徒
黄巾起义爆发后,朝廷被迫大赦党人。解除党禁后,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已早有所闻,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。但郑玄求名而不求官,羞与外戚闭寺为伍,绝不愿涉足仕途,乃屡拒征辟,一心一意从事著书讲学的学术工作。[7] 中平二年(185年),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,首先征辟郑玄入朝为官。州郡官吏胁迫起行,郑玄不得已,只好入朝去见何进。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,对郑玄礼敬有加,设几、杖之礼以待之。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,拒不穿朝眼,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。仅隔了一夜,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。
灵帝中平四年(187年),三府(太尉、司空、司徒)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,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。第二年,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14人并被征为博士,他因父丧而未去。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,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。[8] 
中平六年(189年),灵帝死,少帝刘辩继位,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,迁都于长安。这时,公卿们又举郑玄任赵王刘乾国相,但因战乱道路不通,仍没有受召。郑玄屡拒征辟,其间除避乱于徐州外,大抵是在家乡隐居,聚徒讲学,专心经术,著书立说。他的弟子遍于天下,多有人自远方而投至门下,如赵商、崔琰、公孙方、王基国渊郗虑等即为其间著名者。他的学生常常超过千人,为一时之盛。
献帝初平二年(191年),黄巾军攻占青州,郑玄只得逃到徐州避乱。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,境内比较安定,他听得郑玄到来,极为欢迎,以师友之礼相接待。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,很少出头露面,仍然夜以继日,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,注释《孝经》。[9] 
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,当时孔融为北海相,对郑玄特别尊崇,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,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。建安元年(196年),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。据《后汉书》本传记载,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,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:“见玄皆拜,相约不敢入县境”。黄巾军尊重士人,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,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,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,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。据《后汉纪·献纪》,高密一县,竟未受黄巾抄掠。[9] 
回到高密后,孔融待之甚厚,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,不得直呼其名。这样,郑玄在70岁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恬,他老当益壮,仍终日精研经典,博稽六艺,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。可就在这一年,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,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。他只有一个儿子,名叫益恩,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。
这一年春夏之间,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,围孔融于都昌(今山东昌邑),情势万分紧急。益恩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,结果反被围杀,时年仅27岁。益恩死后,生有遗腹子,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,取名叫小同。
献帝建安二年(197年),袁绍为大将军,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。一次他大宴宾客,郑玄应邀出席,在席上对一些所谓“豪俊”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,语惊四座,使宾客无不折服。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,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,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,一一予以婉拒。[8] 
献帝建安三年(198年),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,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,给安车一乘,所过郡县长吏送迎。郑玄在家拜受后,便乘安车至许昌,但马上又借口有病,请求告老还乡。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,但已经拜受此命,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。
颠沛流离 鞠躬尽瘁
献帝建安五年(200年),郑玄已经74岁了,饱经沧桑,身体常觉不适。这年春天,他梦见孔子对他说:“起、起,今年岁在辰,来年岁在巳。”(《后汉书》本传)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,即龙年,而来年是辛巳年,也就是蛇年,旧说龙、蛇之年对圣贤不利。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,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。这一年,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(今河南中牟县东)会战。袁绍为壮声势,争取民心和士望,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,郑玄无奈,只好抱病而行。走到元城(今河北大名县境),病势加重,不能再走了,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。病重和临危之时,他还在注释《周易》。[9] 
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,所以葬礼从简,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缞绖(披麻戴孝)送葬。最初葬于剧东(今山东益都境内),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。而今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,距此不远,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“郑公乡”。
郑玄的学生们为纪念恩师的教诲,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《郑志》,共有8篇。[9] 

2主要成就编辑

郑学

郑玄曾跟随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学习古文经,后来外出游学十多年,把握经书的源流,辨析学术,考溯源流,花费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,条贯篇目,确定编排。为此,他搜求各家学说,仔细考订异同,进行归纳和判断,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。注疏有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等儒学经典。家藏经籍逾万卷,多以儒家经籍为主。但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称其“所好群书,率皆腐敝”。郑玄囊括大典,综合百家,遍注群经,将今古文界限打破,达到了经学的融合与统一。郑玄所注经书,代表了汉代学术的最高成就,被称为“郑学”,对后世经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[10] 
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,到现在完整保存下来的,有《周礼注》、《仪礼注》、《礼记注》,合称《三礼注》,还有《毛诗传笺》。失传后,经后人辑佚而部分保存下来的,有《周易注》、《古文尚书注》、《孝经注》、《论语注》。此外,他还曾注《春秋左氏传》,未成,送予学者服虔,遂有《春秋服氏注》。[11] 
事实上,郑玄遍注群经,远远不止这些,这里仅列举了主要部分。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,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。郑玄在《戒子益恩书》中说,他致力于经学,是为了“述先圣之玄意,思整百家之不齐”。即是说,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,使之发扬光大。历史地看,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,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。
《后汉书》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:“郑玄囊括大典,网罗众说,删裁繁芜,刊改漏失,择善而从,自是学者略知所归。”这一评价是符合毕实际的。

注释三礼

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、注释了“三礼”。汉代《礼经》只凭师授而无注解,马融也只注了《丧服》经、传,“三礼”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、卢植提出来的,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作注之后,才确定下来的。《礼记》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,也始自郑玄。“三礼”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,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,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,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。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“三礼”的内容方面,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,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,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,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。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,而今已大多亡佚,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,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。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,广洽精详,兼采异说,若能详加条分缕析,弄清其源流,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,亦将大有裨益。郑玄对礼义的阐发,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,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。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训诂学等等,都离不开郑注。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,郑玄的《三礼注》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。总的看,郑玄遍注群经,而对“三礼”用力最深,取得的成就也最高。其《三礼注》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,孔颖达甚至说“礼是郑学”,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。自古以来研究郑宫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,并分为“中郑”、“驳郑”两派,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。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《述古诗》称赞郑玄说:“大哉郑康成,探赜靡不举。六艺既该通,百家亦兼取。至今三礼存,其学非小补。”顾氏是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,但却对郑玄称扬备至,由此也可见郑玄礼学成就之大、影响之深。[12] 
现存的《毛诗笺》也是郑注中的力作。笺与注释不同,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。郑笺以《毛诗故训传》为主,《毛诗》讲的简略之处,便加以补充,有不同的见解,则另加标明,即“若有不同,便下己意”(郑玄语),实际上也是融会今古经,兼采三家诗说。《诗经》在史学上与文学上都属极重要的一部经典,但由于时代久远,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易理解了。若要真正读懂它,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,而郑笺正是最好的古注本,是《诗经》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。郑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,简括地说,一是对《诗》义的理解较为深刻和符合原意;二是花大力气点明诗的象征特性,突现诗的文学意味;三是在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。汉人传诗有齐。鲁、韩、毛四家,但前三家诗相继亡佚,《毛诗》在魏晋以后盛行,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。郑玄所注群经,经过长时期的流传,如今保存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,尚存四部,那就是《毛诗笺》与《三礼注》。在《十三经注疏》中,也以这四部注最为渊博详明,明显优于其他各家。宋人刘克庄有《杂咏一百首·郑司农》称赞《毛诗笺》说:“新笺传后学,古诗在先儒。不拟狂年少,灯前骂老奴。”宋人尊郑玄者不多,但《毛诗笺》的成就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。[12] 
郑玄注《》,用的是费氏古文,他把象、象与经文合在一起,并在其前面加上“象曰”、“彖曰”字样,以与经文相区分。郑氏易学兼采义理、象数之说。在象数学方面,除用互卦、消息等方法外,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。在义理方面,多采三礼的观点,据礼以证易道广大,凡涉及嫁娶、祭把、朝聘等项,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,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。郑玄所注古文费氏《易》流行,今文经的施、孟、梁邱三家《易》便废止了,后世王弼韩康伯注《易》都用郑玄本,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即采用王、韩注本,通行至今。[12] 
郑玄所注《尚书》用的是古文,但与马融不同,也兼采今文。郑注的《古文尚书》流行,“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《尚书》”便散失了。至于《春秋》,郑玄本“欲注《春秋传》”,后因与服虔观点多相同,故未成之,但著有驳难公羊家何休的《发<墨守>》、《针<膏盲>》、《起<废疾>》,表明其扬左氏抑公羊的态度。郑学于魏晋南北朝时极受重视。这也是以后《左传》大兴的一个原因。
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记载,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,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,不得采用余家。郑玄还注过《孝经》与《论语》,都有较大影响。至于他注释纬书,并用纬书解经,无论对纬书本身,还是对经今文学、古文学、训诂学,也都是有贡献的。
总之,郑玄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“郑学”,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,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,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,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[12] 


鲜花

握手

雷人

路过

鸡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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